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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03-12

当了25年专职律师,新任全国政协委员吕红兵担心刑辩律师队伍青黄不接

2018-03-11 邬林桦 伴公汀

“这是件让人忧心的事。”

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兵吕红兵带来了一份超过6000字的提案。他在提案中写道:“刑辩律师队伍后备力量供给不足,许多年轻律师不愿、不敢从事刑事辩护工作;同时,一些功成名就的律师从事非诉讼业务及商事诉讼业务,逐渐淡出了刑事辩护专业领域。”

先后担任了十年上海市党代表、十年上海市政协委员,在很多人看来,吕红兵有丰富的参政议政经验。但作为新任全国政协委员到北京参加两会前,他心里还是有些紧张。“全国两会被全中国乃至世界目光所聚焦,代表、委员在一起共商国是,关系国计民生,提案不能乱提,履职更不能懈怠。”

这次全国两会,吕红兵一口气拿出多份提案:“设立上海金融法院”、“设立全国性证券期货纠纷调解机构”、“关于加强刑辩律师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刑辩律师作用的建议”……在他看来,无论是当一名有担当的委员,还是一名有职业素养的律师,都需要全力以赴。

律师之辨,是为了法治中国

每一份建议的提出,都是大量调研的结果。

吕红兵之所以关注刑辩律师的困境,也是基于自己办理刑事案件的体验,以及在全国律协协助会长负责维权事务的体会。他认为,刑辩律师的执业权利保障、功能发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且刑辩律师队伍客观上存在青黄不接的现象。

 “法庭是诉讼律师的‘舞台’,更是刑辩律师的‘战场’。只有庭审实质化,律师作用才能实质化,刑辩律师与刑辩制度的价值才能实质化。”吕红兵认为,问题的破局之道,是加强刑辩律师队伍建设,发挥刑辩律师的应有功能。他认为,国家应该切实加快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今年52岁的吕红兵,1993年开始就成为一名专职律师,从市政协到全国政协,他把始终把关注点放在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这两件事上。

2012年上海两会时,吕红兵提交了一份“推进建立从优秀律师中选拔法官的机制建设”的提案。2015年7月,上海律师商建刚被选拔为高级法官,成为司法改革亮点,吕红兵的呼声也有了回响。

今年,吕红兵将目光放在刑辩律师身上,因为“刑事辩护律师维护的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争’不是为了自己‘争’,其‘辩’不是为了自己‘辩’,其所有的努力不是为了自己的努力,都是为了维护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吕红兵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辩护律师对于保障人权、防范冤假错案、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作用不可替代。

他建议,法院应当充分听取律师的辩护代理意见,重要的是,要在裁判文书中全面客观准确反映律师意见,阐明采纳或不予采纳的理由。并且,这些裁判文书应该及时上网,实现控方意见公开、辩方意见公开,增强“控”“辩”“审”三方的互信。

如果存在司法机关与律师有不同看法而社会又高度关注的普遍性问题,吕红兵认为,应该建立“公检法司律”沟通讨论平台,集思广益,交流交锋,尽量形成共识,努力统一执法尺度,让社会公众有合理的预期。

他还提出,司法机关在制定司法说明或其他各种形式的审判规则时,应当制度性地安排律师全过程、全方位地参与,“律师不仅是司法规则的被动遵守者,更应该是规则的参与制定者,从而成为规则的真正理解者、主动遵守者以及对当事人遵守规则的教育者和引导者”。

设立金融法院 “水到渠成”

“上海法院的金融审判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在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提供司法保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吕红兵的另一份提案关注的是上海在金融中心建设上的作为。他认为,作为一项国家战略,要将上海建设成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良好的金融法治环境不可或缺。

从1993年至今,吕红兵先后为500多家企业改制及发行上市、资产重组提供专业法律服务,代理过多个影响金融法规制定的案子。基于多年的办案经历,并翻阅研究了大量案卷,他发现了金融案件审理的一个尴尬:一方面,很多金融案件存在法律依据不充分的现实困境;另一方面,就算在上海,不同审判条线、不同辖区的裁判理念存在差异,法院审理的一些案件仍存在着法律适用标准不尽统一的情形。

今年1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披露的数据显示,五年来全市法院受理各类案件317.84万件,审结314.79万件,同比上升54.2%和52.7%;共审结一审民事、商事案件203.97万件,同比上升65.6%;共审结一审金融案件47.8万件,同比上升358.3%。“从这组数据不难看出,金融案件数量的增长幅度远超其他案件。”据吕红兵了解,目前上海的金融商事审判人员不足300人,年人均办案250件以上,“从趋势来看,金融案件的数量还会不断增加,案多人少、案多庭少的矛盾日益严峻。”

“建议设立专门、专业、专职的金融法院。”吕红兵认为,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让司法起到引领市场规范的作用,亟需一支高度专业的法官队伍和统一的金融审判机制。“设立金融法院,既可以突显司法对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的维护,同时,对争取上海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话语权也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经过走访调研,并请教了其他长期从事金融商事业务的律师、审理过金融商事案件的法官,吕红兵认为,设立上海金融法院已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上海各级法院受理的金融案件数量多、经验足,金融审判法官专业性较好且队伍相对稳定,中国资本市场最为重要的三大交易场所均位于浦东新区,客观上有助于金融案件朝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集中。“

他建议,可以借鉴上海常识产权法院与上海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共同设立的先例,考虑上海金融法院先行设立于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上海各基层法院审判的各类金融案件的上诉业务,并依法受理属于中级法院管辖的一审金融案件。

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

今年全国两会,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9名律师作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会,人数创下历年之最。身为其中一员,吕红兵自觉背负着使命:“‘春江水暖鸭先知,社会百态问律师’,律师具有专业的法学常识,又可以深入接触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可以在立法、修法、推进司法改革等议程提出专业性和针对性的建议。”

开会至今,现场听李总理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令吕红兵感触颇深:“发展进程极不平凡,政府工作极不容易,改革开放极大成就,人民群众极大获得。”会后他认真研读了《政府工作报告》,“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内容是他最关注的,“报告写道‘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把政府活动全部纳入法治轨道’‘有权不可任性,用权必受监督’,这些表述可谓高屋建瓴,又一语中的。”

吕红兵认为,加快建设法治政府,需要健全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在中国地方立法实践中,已经有相关的经验,例如杭州市人民政府在2009年就出台了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法规,大连市人民政府也专门对公众参与政府立法作了规范。从域外的经验来看,像英国的城市规划法、法国环境法典中,都有相关的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规定。“应该总结地方法制经验,借鉴域外立法情况,有针对性的建立健全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并将其上升到国家立法的层面。”

另一方面,吕红兵提出,要提升政府执政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能力。在此过程中,应该进一步完善法律顾问制度,特别是注重聘请执业律师和专家学者担任政府兼职法律顾问,发挥其专业性和独立性。“要选择会说、愿说,而且能说、敢说的法律顾问,也要避免聘而不用、顾而不问。”

来源:上观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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